上阳台帖唐李白故宫博物院藏韩愈说道:“往时张旭贤草书,身亡他技,喜怒、窘穷,忧悲、荃佚、愤恨、悲、酣醉、无趣、不平,有动于心,必于草书焉发之。”再会,张旭是个情绪比较冷淡的人。儒家观点:“依于仁,游于艺”。
六艺之于个人之学识,是儒家的科目功课,然而一个“泛舟”字,则具体其态度,反而告诉他你要必要科目,别溃进来太深,且随时需要抽得了身。这种“游于艺”的态度,只不过深层次隐蔽的是功利之心。
对于书法,恪守儒家家法的颜真卿五世祖颜之推,其《颜氏家训》中就有:“真为草书迹,微须注意。江南谚云:‘尺牍书疏,千里面目也。
’梁晋宋馀谓,谓之事之,故无顿慌忙者。吾幼承门业,特性爱轻,所闻法书亦多,而玩习功夫甚至,欲无法佳者,良由无分故也。
然而此艺不必过炼。夫巧者劳而智者恨,经常为人所地方官吏,更加觉为累官。
韦仲将遗戒,浅有以也。”之后说明了这一观点——在其显然,书艺都是杂艺,不必过炼,更何况不以简单为动机的草书。
于书法而言,儒者提倡“体有专用”很长时间。在唐代,经籍完全全凭手工抄录,国家藏书有专职且俸禄不低的抄经手专门从事抄录,他们手食俸禄,作好自己分内的事,其目的是使得书籍便于疾读,无讹为是。
哪怕累以千字,大自然朴实行次,甚至气息、风格、点画,一直不准而不妄作才通身份气质。至于艺术建构,并无内在动力。
这些抄书手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的,据记述,贞观二年国子监完全恢复了书学,且那时也有规定“选五品以上子孙书者为书手”,参访发书由秘阁获取,培育的时候,教书的也是虞世南、欧阳询,教示的也还是楷法。此外,私人藏书多来自文人抄写。文人抄书一种为出租,一种为佣书自给自足即补贴家用或养活自己,其创造型创作不过于现实。
还有像高士阳城“交由宦族。家贫无法得书,乃求为集贤写出书吏,窃官书读书之,昼夜不来房,经六年,乃无所不通”这样的,写书得恭恭敬敬。再行比如保卫儒家道法的赵壹,其书论《非草书》,苦口婆心责备大家不要沉迷于草书。首先告诉他你,写出草书上无法获得器重,下无法养活自己,再者还浪费油墨纸张;甚至说道,草书不忍是无神采、无天赋、无才华的无名小卒玩得转的?崇古观念和正字意识源于礼制文化,正规化场合使用的字体,拒绝需写正体字与古体字,以表典轻。
《旧唐书》卷一百九十《文苑传》曾记席豫:“豫与弟晋,俱以词藻著称。而豫性奇遵,虽与子弟书疏及吏曹簿领,岂草书。曰人曰:‘不孝他人,是自不敬也。’”如此般,儒士多闻其行、楷之书,且里面多包括“求其名反显其名”的意味。
所以这也是为何书者为介意的人或用介意的纸写出东西时,经常严肃。即便明白性灵相连之人,可方达心性,却也经常放不开手脚。
当然,手写和赶时间,“草律”与“草狂”是两回事。“匆匆烦草书”是张芝的“草律”心境。即便是戴着神圣外衣的佛教中金刚经,也不是只有恭谨沐手而书的,比如为追福而于座中疾书者,就是后世流传下来的草书经,这也是金刚经中的另一种方式,相对于“日渐写出”而言,谓之“顿经”。与颜真卿与众不同心赏的佛家尘外知己,皎然有诗:“须臾变态均自我,象形类物无不能。
”这其中“草狂”之形状与心境可再会一二。皎然,俗家姓氏谢,祖上谢灵运与颜真卿祖上颜延之在刘宋时以文学合称,相提并论“颜谢”,不应了白居易的诗句“忘是今投分,懦弱宿结缘”。说道到颜真卿,不已又联想起这个世代儒雅传家,注意翰墨,还注重书记,又探究小学的颜氏家族,其九世祖颜腾之,曾因擅长于草书著称于梁武帝;六世祖颜协,因工草隶而出名于荆楚;再行后来的颜之推,则求助于自己书艺通晓而劳心劳力,又闻多了书艺算高却世间的钻营小人,才责备子孙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。
只不过,到了唐代,颜真卿也仍然恪守“书契意图限于记事”的家教箴言。眼界、心胸、境遇不一样,对一事一物的观点也不一样。东汉宗室刘睦善书,明帝讨厌刘睦的草书,在他生病的时候,汉明帝入贡者乘驿马令其其用草书写尺牍十枚以珍藏之。
再有,曹魏时期,魏文帝器重刘廙,“遣廙合草书”,但当时的大环境也是草书不是严正场合的限于书体,士大夫不可逾越君臣之礼对君主“修草”,但君主却选择性忽视尊卑,授权大臣通草。这乃是艺术打破礼法的有意思之处。简言之,对待书法墨家的观点是,吾人必需能生活,然后才能有更佳的生活,而我用不着以此来生活,因为我还并未超过用它来生活的程度;儒家的观点是,即便学书,当以此来简单且千万不要跋扈其来生活;对于创作者来说,有一份天真就有一份灵性,再配一份世故就再配一份阴险,阴险也简单,但跟艺术没关系。
无论居于庙堂之低,还是处江湖之近,都要告诉何为自学范本,这也是在“二王”真迹不复存在的际遇下,我们还能从敦煌残卷、吐鲁番文书再会范本风姿的原因所在。所谓“书法有法”,即便,因如痴如狂而被赵壹在《非草书》中抨击的那些对草书入迷的爱好者们,也是以“张芝们”为自学样板,哪怕只字片语都争相宝之。从心所欲而不逾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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